谁也没有想过，一马发展公司（1MDB）的债务争议，会牵扯出如此多难缠的风波，并逐渐形成首相纳吉个人、巫统个体，直至政府整体的政治风暴。而最新的一单，也是最重的一颗震撼弹，就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数日前对首相纳吉私吞7亿美元的指控，由于相关课题极具耸动性，报道一出街不只震撼朝野，亦获国际媒体广泛引述，令争议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此事发展至今，更诱发国内外的多方猜测，令各界议论纷纷，甚至因而出现铺天盖地的谣言、假图，其中包括网民一度疯传的纳吉被扣恶搞照片。负责这则报道的《华尔街日报》香港分社称掌握确凿证据，政府亦已组成特别小组调查后者所提呈的证据文件，而卷入风暴的纳吉则声称指控是污蔑，并已计划向该报提告，令整体形势极具戏剧性。

当然，在证据无法公开的前提下，此事的形势演变对民间而言，算是公婆各自说理的情况，因为民众只能通过《华尔街日报》的片面报道，以及自行统合朝野政党对此风波所发表的支持或指责言论，来窥探当中实情，并借此寻求事实的“真相”，而这是建立于人们求知的欲望和好奇的本性，因此越是戏剧性的议题，越是令人产生兴趣，甚至反而成为触动形势演变的助力。

在我所进行的社会研究中，有种“自寻真相”的社会认知模式。

这是当代资讯社会成员获取资讯的方式，是公民社会在某事实情晦暗不明时所会启动的“自助”模式。

简单而言，民众会通过各种管道对自己所信任的资讯进行拼凑，并将此作为他们判断事件的依据。这种情况，在很多时候确实有助广开言路，但偶尔也会为进行调查的执法人员制造麻烦，包括耗时过滤各类“真相”。

因此在世界各国的正统新闻学教育里，学生通常都会被教导谨慎采访法庭、社会和罪案新闻，一是希望不会产生媒体审判，二是因为媒体审判将影响“自寻真相”的过程，从中扭曲人们对事件的观感，扭曲观感会产生偏颇资讯，并因此影响调查员，甚至是法官的判断，进而产生不公正的判决，所以为了避免产生这种麻烦，新闻从业员通常都有“查证与保护”的共识。

在《华尔街日报》的指控过程中，我们显然已步入这类自助模式。若从一般媒体的操作方式而言，萃取所获文件的精华写成片面报道是正常的编务运作，是调查性质特别强烈的媒体审判，是西方媒体制衡权势的利器，是好是坏都各有主观批评，我们私下难以决断，但鉴于被称为证据的文件已提交调查小组，该报已完成其份内之事，由调查权威鉴定其媒体审判的依据真伪。

但一如预料的，调查结论未定，网络就传来各种极具人身攻击性的假图、谣言和揣测，甚至迫不及待充对事情进行各种审判，这种由偏颇的政治情绪启动的“自寻真相”并不健康，因为这已属幸灾乐祸的表现。既然提出指控的报馆已提交证据给调查小组、纳吉也运用公民权益付诸反诉，一切都已进入司法调查程序，要么静待结论，要么提出建设意见，别让情绪驾驭理性，恶搞、攻击一切未定之事。殊不知，当我们在嘲笑政府丑事传千里时，国外媒体正在讶异我们在面对国家形象受损时的首要反应竟是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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